北京一所高校的一位毕业生，回到家乡创业，办一个书店，在多个部门跑了30多趟，花了不少钱，历时三个多月，总算办起来了。但开业后，各种检查、收费、罚款就跟着来了，没钱就拿书，最多的一次拿走了140多本。最后，他一气之下关门不干了。我们非常希望在大城市上学的大学生，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，带动当地就业。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，他怎么回去创业呢？因此，要实行最严格的行政审批“准入制”，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、利用“红头文件”设定的管理、收费、罚款项目，要一律取消。
　　—李克强
　　2013年11月1日《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》
　　《人民日报》2013年11月8日
　　有一位部长告诉我，说他接到一个投诉信，一个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，毕业以后回家，到中部地区的一个小县城，他想自主创业。干什么呢？他觉得这个县城里面要增加点文化氛围，就想办一个书店，从父母和亲属那里借了20多万元，结果跑了三、四个月，盖了几十个公章，总算跑下来。好不容易租了店铺，然后就开始被检查了。有的执法人员进去看，说你这个店玻璃颜色不对，照到街面上光污染，你得改。要办书店的年轻人说我已经没钱了，执法人员说没钱也行，给书吧，就摸了几十本书走了。那他书里是不是有什么“打黄扫非”方面的问题呀？没有。实际上，人家办的是一个社科书店，主要是教材，还真没这方面问题。
　　到最后，这个大学生实在是经不起检查，只好“关门大吉”。我说经不起检查，不是书经不起检查，而是经不起各种人员的反复检查。他一气之下给部长写了封投诉信，部里派人下去查，还果真如此。大家想想看，我们在尽力为各地城镇新增就业、创业创造条件，而各种审批、检查显然把人民群众这种创业的热情给抑制了。所以我们下决心减少行政审批，这半年多来，中央政府下大气力已经取消和下放221项审批事项。简政放权的政策，向社会、向市场释放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，就是鼓励大家就业创业。
　　—李克强
　　2013年10月21日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《经济形势报告》
　　《工人日报》2013年11月4日
　　听了李克强总理的经济形势报告，张俊敏心中感觉很温暖，他决定重新让自己的事业梦想起航。
　　今年5月，在经历了一次“非正常”突击检查后，他亲手关掉了开办两年的书店。关门的举动并非一时冲动，两年来，他被“折磨”得心力交瘁：当初在办理证件时，饱受各种审批之苦，开业之后，又被各种检查、年审和杂费弄得心烦意乱。
　　5月31日，中国青年报曾以《没有书香点缀的城楼》为题，报道了他的两年创业经历。稿件刊发之后，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领导的高度关注。他们迅速派出调研组赴事发地，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调查核实。
　　当北京的调研组来到山西的时候，张俊敏正赋闲在家，对前途感到“一片迷茫”。调研组的到来，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。调研组走后，他去北京、厦门的书店打工取经。现在，他已经回到山西吉县老家，看中了一处空房，准备东山再起。
　　两年挣扎苦斗
　　张俊敏今年26岁，山西临汾吉县人，曾在北京大学做了4年旁听生，北大的学习打开了他的思路，开阔了他的视野，他感觉自己有责任回到老家做一名文化传播者。
　　2011年，他回到临汾市，发现临汾的社科书店所剩无几，仅存的也是勉强度日，只有卖教辅的书店还能生存。他感觉，没有书香的城市总是少了一点应有的文化气息，这股浓郁的书香，不仅仅来自教辅书，而应该是提供精神力量的社科文史哲类书籍。他发现，社科书店经营不善的原因并非市场不好，而是书籍选材不好，读者也没有安静优雅舒适的环境，无法满足读书人的需求。最终，他决定经营一家带有“文艺范儿”的社科书店，打造一个本地人文思想、文化交流的平台。
　　小张家不是很富裕，父亲在老家吉县某单位上班，母亲开一个主卖文具的小店。小张的想法得到家人的支持。卖掉了县城里为他准备的婚房，另凑了20多万元，一共筹到40万元，开书店的钱就凑齐了。
　　当时，他心里有过很多美好畅想：书店生意红红火火，聚集大批城市里读书的爱好者，读书会、诗歌朗诵会一波接着一波……
　　现实并非想象，办证的过程先给他浇了一盆冷水。开书店先找文化部门，市里、区里的文化局来来回回二十多次，然后是工商局跑了十几次。对方的理由不是材料不齐，就是主管领导不在。
　　小张有过骑自行车去拉萨的经历。但他说：“办证的过程，比骑行去拉萨还难。”办证后期，为了防止自己的资料总是不齐全，他用去西藏的登山包背上所有材料，由于担心公共汽车耽误时间，他再次骑上山地车。小张以远行者的姿态往返于城市的各个部门。
　　但是，资料依然不齐全，证难办，脸难看。
　　有人私下提醒他“成熟点”，“要办事，得送礼”。小张不听，他觉得自己做的是光明正大、富有意义的文化事业，为什么要送礼呢？
　　心里苦闷的时候，他就给当地政府的热线打电话，甚至给北京的主管部门写信。终于，拗不过，他用了自己“最看不起的方式”解决了此事—找关系。
　　证件很快就办下来了。书店开在临汾城市地标鼓楼边上。
　　本以为拿了证件万事大吉，没想到，装修的过程又不顺。为了美观，他换了玻璃门，城管找上门要罚款，甚至阻止他继续装修。
　　为了防止城管突击上门封店，他晚上搬个行军床，就睡在大门外。
　　父亲觉得他“太不懂事”，私下找到城管，准备交罚款了事。小张知道后，冲到城管部门，继续据理力争。最终罚款的事不了了之。
　　经历百般折磨，书店总算开起来了，他用心经营，自己挑书，推荐书。读者来到店里，他热情推荐，有人偷书，他不在意，有人坐在店里看书，他也很高兴。慢慢地，书店人气越来越好，一帮铁杆读者成了朋友。一个读者还成了他的妻子。
　　100多平方米的书店，1万多本书，都是他用心挑选的。书店生意日渐好转，他还雇了两个员工。
　　但是经营之外，烦心事还是很多。工商每年年审，“搭车”收取各种费用。文化部门也让他缴纳培训费。张俊敏看不惯，“这种搭车收费让我很不舒服。关于文化培训收费，也很不合理，我去讲都比他讲得好。”
　　还有来自各个政府部门的“上门检查”，让他心里不爽。找当地的小老板们诉苦，有人劝他，“不就交点钱吗，为什么这么较劲？”
　　张俊敏不服。“在这里，很多人都跪下了，我还站着。”他说。
　　今年2月，张俊敏压抑已久的怒火，在一次检查中爆发了。2月28日，书店来了几名文化执法工作人员，晃了一下证件，就开始检查图书。张俊敏问他们理由，对方不答复。张俊敏举起手机，对准执法队员，在20分钟里，他一边拍摄，一边向执法人员提了几十个问题。
　　当天晚上，他把视频放在微博上，被大量转发。
　　张俊敏说，当时之所以选择用视频进行维权，是因为实在无路可走：“我觉得这是维权的最后一种理性的方式。我走了很多路，找了很多的部门，发现每个渠道都不是畅通的。”
　　两年来，他自下而上走了所有正常的程序、正常的渠道。“我找过很多单位的领导，没有结果。我找媒体，媒体觉得比我冤的人大有人在。后来发现这些渠道都是无效的，只能再找关系。你要不找关系，就只能跟他们决斗了。决斗也不会斗过他们。”
　　张俊敏多次选择过妥协，“你不妥协这个事情一直僵在那个地方，得不到解决，你每天为了一个证提心吊胆的，吃不好睡不着，会影响你后来做这个事情。拍视频也是不得已的选择。按我之前的路来走的话，成本太高，维权的代价太高了。很多小老板劝我，让我‘以大局为重’，把生意做起来，赚点钱。我感觉这样下去没完没了，于是决定用这种公开的方式维权。”他说。
　　视频发出的第二天，当地文化部门的领导让他去谈谈。
　　有人说：把视频删了，你的事会尽快有答复。查你的书店是省里统一安排，涉嫌盗版的书需要送到省里作鉴定。
　　张俊敏提出要看省里的文件。
　　对方说，文件是保密的。
　　张俊敏坚持，对方也坚持。小张拗不过，对方同意7天内给答复。
　　回到店里，他查阅相关法规，列出了执法存在的18个问题。7天后，继续上门追讨。
　　过了一个月，在张俊敏的不断追问下，查抄的书陆续送回，没有送回来的文化部门掏钱结账。
　　中国青年报记者第一次联系张俊敏时，他很犹豫是否要讲出自己的故事，但是没过几天，区里再次上门检查，这下，他彻底失望了。他再次用手机拍摄了视频，但是没有放到互联网上。
　　两次检查成了“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”，想想这两年的经历，想想自己还要继续受各种检查税费的“骚扰”，张俊敏下决心把书店关门了。
　　平心而论，相比其他“忍气吞声，大局为重”的小老板，张俊敏一直主张自己的权利，并没有被罚过很多钱，但是，他已经无力继续“理论和战斗”。当时，他签的三年房租还剩一年到期，但他毅然决定“走人了”。后来，书店变成别人开的一家奶茶店。
　　5月10日，他回到老家吉县。关于未来，一片迷茫。
　　创业热情重燃
　　回家的日子，他一直在找工作。关于开书店的事情，他已经不愿意再提及。他把书和货架拉回老家县城，一盘点，还剩10万元钱的书。他拿出800本儿童读物，捐给了当地两所贫困小学。
　　让张俊敏没有想到的是，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了他的经历后，很快引起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重视。6月4日，总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蒋建国作出专门批示，要求成立调研组，要从转变职能角度进行调研。副局长孙寿山也作出了专门批示。
　　6月6日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成立6人调研小组，中国青年报记者也成为调研组成员。
　　6月13日中午，调研组抵达临汾。当天晚上8点30分，为了能听到真实情况，调研组在没有地方领导参加的情况下会见了张俊敏，张俊敏用了近两个小时作了汇报。
　　调研组在临汾期间，分别走访了市工商局、城管大队、市区两级文化主管部门，与当地民营书店老板和读者座谈。
　　记者走访了当地的一些商户后发现，张俊敏的苦衷和遭遇并非偶发个案，一些当地小商业者或多或少都有过相似的经历。
　　在互联网上，网友纷纷发表看法，有人说，自己虽然不是开书店的，但是也有过办证难的经历，甚至经历比他还“痛苦”。张俊敏也坦陈，相比他后来看到的一些案例，他的遭遇并不是很恶劣，“有很多基层创业者的遭遇比我还要痛苦，我这个个案有普遍性。我也越来越感受到，简政放权对我们这样的小商业者非常重要。”
　　张俊敏对调研组细致的工作感到非常欣慰，“总局来人后，我看到他们很负责，我第一次感受到出版部门的人是这样温和儒雅。其实，大家目标是一致的，都是为了文化产业健康发展。”
　　总局调研组认为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对张俊敏的报道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。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：一是有些基层部门缺乏群众观念，宗旨意识淡薄。二是当地行政管理职能划分不清。当地有关部门迅速进行了整改，理清了职责，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干部作风建设。
　　至今，张俊敏一直清晰地记得调研组成员临走前与他的对话。
　　有人问他：俊敏，你还想继续开书店吗？
　　“当然想啊。”小张说。
　　“怎么开？在哪里开？”
　　“我需要好好找个地方，当然也需要有好的政策，别再像以前那么麻烦就行了。”
　　调研组离开后，张俊敏回到吉县，着手调研当地文化和图书市场，“文化氛围非常糟糕，没有像样的书店，我想改变这一现状。”他说。
　　他认为，在县城开书店，至少需要在不亏损或者略微盈利的状态下才能可持续发展，最好的选择是在学校边，靠卖文具补贴图书。慢慢培育起市场，书店就能走上正轨。
　　他看上了一所中学旁边的空房子，60多平方米。打听过后，对方告诉他租赁需县里领导同意。
　　他试图拜访县领导，苦于找人无门，没有结果。
　　今年8月，他决定把开店的事情放一放，到大城市学习一下开书店的经验。
　　为此，他到了北京一家知名的连锁书店，当上了打工仔，借此了解书店运营的情况。之后，张俊敏又去了福建厦门市的一家书店观摩考察。
　　但越是感觉良好的文化氛围，萦绕在他心头的“家乡需要文化，需要好书店”的想法也越浓厚。“想到我的家乡，文化薄弱，连一个像样的书店都没有，年轻人没有一个亲近的好的文化平台，没有人能静心阅读好书，也缺少一些让人静心阅读好书的场所，年轻人缺乏精神交流空间，所以，我还是决定回到家乡，继续开书店，继续做传播文化的人。”
　　小张说，他的家乡是国家级贫困县，无法模仿大城市书店的经营模式。他需要回到家乡踏踏实实地干事，才能摸索出适合小地方实际的书店生存发展之道。
　　如今，回到家乡，他忍不住想重新创业，把书店红红火火地再办起来。最近，从媒体上了解到李克强总理的讲话，“我感觉自己再次创业的机会来了。”他这样认为。
　　作为有过创业经历的年轻人，张俊敏说：“简政放权，我认为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优良的环境吸引人才，保护民间活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