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4月24日，北京。
张天一和他的米粉店最近很火。他的名字时常与“北大硕士”、“90后”联系在一起。虽然不喜欢被贴上标签，但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后选择开米粉店，还是让张天一赚足了眼球。
半年前，张天一曾经走上求职类节目《非你莫属》的舞台，彼时的他挥斥方遒，面对老板们的提问侃侃而谈，却也同时给人留下了心高气傲，不切实际的印象。现在的他在北京环球金融中心地下一层一间37平方米的米粉店内，做米粉、上菜、招呼客人、收拾碗筷、倒垃圾……除了体重下降了30斤这一“额外收获”，张天一的话语间也少了一些桀骜，多了一份平和。为了宣传新店，张天一曾跑到街边去发传单，“现在在路上有人发传单给我，我都会微笑着接过来。”因为体验过发传单的辛苦，才更尊重发传单的人。这也是张天一创业的初衷——体验不一样的生活，才能真正地融入生活。
中午时分，北京CBD的白领们从写字楼里走出，三两一群。他们穿着各式职业装，穿梭在一家家饭馆的门前，手里攥着手机、钱包，还有工卡——那种“打卡人生”正是张天一和他的伙伴们极力抗拒的生活。白领们在米粉店门前排起了长队，门把手上早已挂上了“米粉已售罄”的牌子。有人经过，好奇地举起手机拍照;有人在店里吃的满头大汗，还嚷着再加点辣。店里的顾客和这家开张不久的米粉店一样充满活力，脸上大多挂着兴奋的笑容。
在店里忙活的时候，张天一习惯戴着蓝牙耳机接电话，他说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双手，达到口、手、脚并用。他的手机每天会接到超过100个电话，除了预定米粉的顾客，还有半夜找他倾诉的陌生人，他们大多也是处在艰难时期的创业者。
尽管刚刚开业20天，米粉店生意红火的程度已经超出张天一的想象。“开店之初，我们在想没人来怎么办，现在则是在想人太多了怎么办。”起初，他们预计每天能卖出50份米粉，但在媒体的报道之下，米粉店的知名度迅速扩散，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出400份。有人专程从远处打车过来一饱口福。只有19个座位的小店在就餐高峰期愣是容纳了30人。后来，张天一和他的伙伴们不得不每日限量提供120份米粉，上午70份，下午50份，通常情况下，需要提前半天通过电话预约才能排上号。
有人说这是饥饿营销，张天一略显无奈，现在的设备全天候运转也只能提供这么多米粉，再压缩时间，米粉的质量就无法得到保证。店里挂着“硕士粉，良心粉”几个大字，正在吃饭的湖南姑娘激动地说，在北京很难吃到这样地道的米粉，别的店很多米粉都加了明胶。
这也是张天一最初想要在北京开一家湖南米粉店的原因。为此，他在老家湖南常德几乎把所有的米粉店走了个遍，想找到一家既好吃又愿意给他传授技术的米粉店并不容易，他开玩笑说，人生失去了一种乐趣，那就是吃牛肉粉，一天一顿是享受，一天十顿就是煎熬了。“遍尝人间冷暖，在想学艺的时候没少被人甩脸子。你很难说服老板你的店不是开在常德，而是北京，不存在竞争关系。最后完全是靠运气，在一家较偏远的米粉店，找到了愿意教我的老板。”
除了学习技术，在准备创业的两个月里，张天一还需要为店面选址、筹资金、组团队。他最早想把店开在北大附近，但由于租金贵，又陆续找到西城区、东城区，最后定在了朝阳区。“一个月租金不到一万块，地段好，在CBD，虽然是地下室。”张天一笑了笑，省钱才是关键。在开店前，他将手里的10万块钱来回掂量，最后和另外3位合伙人共同凑了15万，作为米粉店的启动资金。3位合伙人中，两位是张天一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律系本科的同学，另外一位是他的表弟。
合伙人之一柳啸还在北外读研究生二年级，每天要从魏公村换乘两次地铁到米粉店。他主要负责财务和收银。“为自己干活和给别人打工完全不一样。”柳啸也曾在律师事务所实习过，“为自己干活会很有动力和冲劲儿，替别人打工总是很被动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招服务员的原因，一是我们付不起工资，二是还得盯着别人干活，管理成本太高。”米粉店事无巨细都由4个“90后”男孩负责。每天早上七八点来到店里，晚上九十点关门回家。一切工作他们都身体力行，就连最初店面的装修设计也是一位合伙人亲自操刀。每天下午，表弟周全都会骑着电动车，载着透明大号收纳箱去十里河采购食材。他们自己中午吃饭的时间通常已经到了1点多，“一顿饭吃5两米饭，回家倒头就睡，有时候累得澡都没洗就睡了。”柳啸说。
湖南卫视《天天向上》打来电话，希望他们去录制节目。看得出，张天一和伙伴们都挺想上节目，但最终还是婉拒了。“谁不想去啊，但要经营店，都走不开。”张天一从没想过关门几天去录节目，“这是我的事业，一切以米粉店为中心。”
张天一说，如果自己去做了公务员，可能想的是三年当科长，五年当处长;如果去了律所，想的是三年当合伙人助理，五年当合伙人。但他不会明白向上爬的意义是什么。也许有一天，他又回归了传统意义上稳妥的生活，但有了开店的经历，谁说不是一种收获呢？
“从这家餐馆开业的第一天起，或许对我自己而言，我就已经成功了吧。我觉得，外在的东西，没有可以再争取，不难，难的是打破自己内心的条条框框。”张天一说。
